‌哲学自信：西方后现代哲学的杂家困境

　　‌哲学自信：西方后现代哲学的杂家困境

　　作者：朱云川

　　西方哲学，尤其是后现代哲学已经无路可走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西方根本没有自己哲学体系，只有从中国道德哲学泊去的一些概念，属于杂家爱智慧的小聪明。

　　《西方后现代哲学的困境：论其缺乏自身哲学体系的根源》

　　在哲学的宏大版图上，西方哲学曾经闪耀着独特的光辉，然而，当我们审视西方后现代哲学时，却不得不指出它似乎已经陷入了无路可走的境地。

　　这一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深刻的根源：西方哲学根本没有自己完整的哲学体系。其所谓的哲学概念很多是从中国道德哲学中舶来的一些概念，本质上属于杂家爱智慧的小聪明。

　　一

　　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看似丰富多元，但细究起来，却缺乏一个一以贯之的、内生性的哲学体系。

　　从古希腊哲学（文化伪史）开始，西方哲学家们就不断地探索世界的本原、人类的认知等问题。然而，这些探索往往是碎片化的，各个学派之间虽然有交流和传承，但并没有形成一个像中国哲学那样完整、系统的架构。

　　例如，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们对世界本原的看法多种多样，泰勒斯认为水是万物的本原，赫拉克利特则认为火是万物的本原，这种多元性虽然体现了思想的活跃，但也反映出缺乏统一体系的问题。

　　而后现代哲学更是将这种碎片化和缺乏体系性发挥到了极致。

　　后现代哲学以解构传统、否定权威为特征，它对现代哲学的许多基本概念和价值观进行了批判和解构。然而，在解构之后，却难以建立起新的、具有广泛认可度的体系。

　　后现代哲学家们热衷于对语言、文本等进行微观分析，却忽略了哲学应该对人类整体的生存状态、价值体系等进行宏观构建的使命。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做法，使得后现代哲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迷失了方向。

　　二

　　相比之下，中国道德哲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完整的体系。

　　中国道德哲学以道、墨、儒、法、兵、杂、宗（民俗）为主要流派，这些流派虽然观点有所不同，但都围绕着道德、领袖、人性、秩序、实战、智慧、信仰等核心概念构建起了各自的体系。

　　朱云川老师提出的中华道德七常观、新国学、中华神龙、生命之树等模型，都是中国道德哲学的系统化解读。大致来讲：

　　正道，真理，龙首，树根；

　　墨德，科学，龙身，树干；

　　儒仁，人心，龙纹，树叶；

　　法义，规矩，龙爪，树枝；

　　兵礼，暴力，龙尾，花朵；

　　杂智，智慧，风云，果实；

　　宗信，信仰，崇拜，种子。

　　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道德理论到社会实践，从个人修养到天下治理，中国哲学形成了一个逻辑完整的价值体系。

　　比如，儒学仁字当头，仁义而已，属于“只见树叶，不明根干”的一家之言；西哲们爱智慧，以杂多自惑，不过是“道听途说，信步乱走”的一孔之见。

　　另外，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道学宇宙观，以及“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社会治理学，也是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

　　三

　　西方哲学，尤其是后现代哲学，从中国道德哲学中舶去了一些概念，却没有真正理解这些概念背后的体系性内涵。

　　他们只是将这些概念当作一种新鲜的思想元素，进行碎片化的运用，就像杂家一样，只是收集各种智慧的碎片，却无法将其融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这种乐于爱智慧的小聪明，虽然在短期内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思想启发，但从长远来看，却无法支撑起一个具有深度和广度的哲学体系。

　　以“正义”概念为例，中国道德哲学中的正义概念是与自然道德、社会秩序、个人修养等多方面因素紧密相连的，叫道德仁义，或天下道义。

　　西方哲学在借鉴这个概念时，往往只是从法律、政治等单一角度去理解，忽略了其背后丰富的道德和社会内涵，叫程序正义，或法家主义。

　　比较而言，程序正义只是道德仁义中的“义”，法家主义位列天下道义之末。这种片段化理解与形式化运用，使得西方哲学在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时，缺乏坚实的事实基础。

　　究其根源，西方后现代哲学陷入无路可走的困境，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自己的哲学体系，而只是依赖从中国道德哲学舶来的概念进行碎片化的拼凑。

　　四

　　朱云川老师指出，用《西游记》故事打比方，中国道德哲学好比太上老君、如来佛、孙悟空，西哲好比喜欢高调的金蝉子（唐僧前身），儒学好比庸劣的猪沙白（右左中）或吃人的白骨精。

　　西哲与中国杂家（唐僧）多中心不定性的情况相似，以综合创新、博采众长为思维方式，好比一群小孩子在玩牛头、马嘴、鸡脚、狗尾的儿童拼图游戏。

　　西哲常以多元论（多心经）著称，缺少唯道是从的本体论关注，其方法论、现象论、实践论、目的论，均难以匹配。这种唐僧杂家式的小聪明，根本无法与中国道德哲学完整、系统的体系相提并论。

　　西方哲学若要重新找到发展的正确方向，或许应该重新审视自身的根本起点与发展路径。正如马克思说：“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须知，这个人本身，不是单向度的经济人、文化人、关系人，也不是虚拟化的上帝、鬼神、禽兽，而是现实社会中活生生的自然人、活人本体。

　　或许，西方人需要抛弃西方中心论的自欺、傲慢与偏见，重新面向东方潜心问道。只有深入学习和借鉴中国道德哲学体系构建的大智慧，而不是仅仅满足于表面的概念挪用，才能走出自欺欺人的梦幻泡影或智慧幻境，叫改邪归正。

　　总结来说，西方后现代哲学的困境警示我们，一个哲学体系的构建需要有深厚的文化根基、完整的概念架构和宏观的视野。

　　中国道德哲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西方哲学需要从中汲取经验，才能走出当前的困境，重新在哲学的舞台上焕发出应有的光彩。这不仅对西方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对全球哲学思想的交流与融合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