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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运关乎国运:东夷儒家官文化批判

栏目:国情历史研究所|时间:2025-12-03 12:02|阅读:29

‌文运关乎国运——蚩尤部落东夷儒家官文化批判

作者:朱云川


熊十力批儒说:“中国,数千年儒教之国也。儒术为世主所喜,遂屈老墨而成一尊,以其言政教合一,干禄之学、功利之说争相缘附,役斯民于权利之壑。至今洪流横决,其祸滔天。”


历史上,孔学名高实秕糠。儒家官文化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产生了哪些具体的负面影响?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发展有哪些负面影响?除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还有哪些历史事件能体现儒家官文化的负面影响?


01  儒家官文化: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隐忧之殇


在探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发展脉络时,儒家官文化宛如一条贯穿始终的丝线,在编织文化繁荣锦缎的同时,也留下了难以忽视的褶皱。它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产生的负面影响,值得我们深入剖析。


其一,等级固化与阶层流动阻滞


儒家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构建了一个森严的社会阶层体系。这种等级观念在政治制度中根深蒂固,使得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变得极为困难。在封建王朝时期,贵族与平民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贵族子弟凭借出身就能轻易获得官职和特权,而平民百姓即使才华横溢,也往往因出身低微而难以进入政治核心。


以九品中正制为例,这一制度本意是选拔人才,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被世家大族所把持。中正官在评定人才时,主要依据门第出身,而非个人才能。“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盛行,导致政治权力长期集中在少数世家大族手中。这不仅抑制了社会的创新活力,也使得政治腐败现象丛生。世家大族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相互勾结,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严重阻碍了政治制度的健康发展。


其二,人治传统与法治缺失


儒家官文化倡导“人治”,强调统治者的个人品德和道德修养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性。这种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法律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在古代中国,法律往往被视为统治者维护统治的工具,缺乏独立性和权威性。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正统思想。此后,儒家的道德观念逐渐渗透到法律之中,法律的执行也受到统治者个人意志的影响。例如,在司法审判中,法官常常依据儒家的经典教义来断案,而不是严格按照法律条文。这种“春秋决狱”的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儒家的道德观念,但也导致了法律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


此外,人治传统还容易导致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统治者的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他们可以随意颁布法令,干预司法审判。在这种情况下,官员们往往只注重迎合上级的意志,而忽视了法律的公正和公平。


其三,思想禁锢与创新精神匮乏


儒家官文化强调“大一统”的思想,主张思想的统一和稳定。这种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但也抑制了思想的自由和创新。在古代中国,儒家经典被奉为圭臬,学者们只能对其进行注释和解读,而不能提出不同的观点和见解。


明清时期的八股取士制度就是儒家官文化思想禁锢的典型体现。八股文要求考生严格按照固定的格式和内容进行写作,不得自由发挥。这种考试制度使得考生们只注重背诵儒家经典,而忽视了对实际问题的思考和解决能力的培养。许多考生为了通过考试,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八股文上,导致他们的思想变得僵化和保守。


思想的禁锢还导致了科技和文化的发展受到阻碍。在儒家官文化的影响下,科技被视为“奇技淫巧”,不受重视。许多科技发明和创新得不到推广和应用,中国古代的科技发展逐渐落后于西方。


其四,重农抑商与经济发展失衡


儒家官文化秉持“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认为农业是国家的根本,而商业则是末业。这种观念在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统治者通过各种政策和措施来抑制商业的发展,如限制商人的社会地位、征收高额的商业税等。


在唐朝时期,政府规定商人不得穿丝绸衣服,不得骑马乘车,其子孙不得参加科举考试。这些政策严重限制了商人的发展空间,使得商业活动受到了极大的抑制。重农抑商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农业的发展,但也导致了经济结构的单一和失衡。商业的不发达使得商品流通不畅,市场活力不足,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儒家官文化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产生了多方面的负面影响。等级固化、人治传统、思想禁锢和重农抑商等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现代化进程。我们应该以史为鉴,客观地认识儒家官文化的利弊,从中汲取教训,为现代政治制度的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


02  儒家官文化: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隐形枷锁”


儒家官文化在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对社会的各个层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接下来,让我们透过历史的长镜头,去探寻那些被儒家官文化束缚的经济发展轨迹。


一,重农抑商:商业发展的紧箍咒


儒家官文化秉持“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将农业视为国家的根本,而商业则被贬低为末业。这种思想在古代经济政策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战国时期,商鞅变法明确提出“事本禁末”,即鼓励农业生产,抑制商业活动。此后,历代统治者大多遵循这一政策。例如,汉朝时期,政府对商人征收高额的赋税,限制商人的社会地位,禁止商人穿丝绸衣服、乘车骑马,其子孙也不得为官。这种政策严重打击了商人的积极性,阻碍了商业的发展。


商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能够促进商品流通、扩大市场规模、推动技术创新。然而,在儒家官文化的影响下,商业活动受到诸多限制,导致国内市场难以充分发育。城市经济发展缓慢,商业资本难以积累,无法形成大规模的商业集团和产业链。这就好比给经济发展的车轮套上了沉重的枷锁,使其难以快速前进。


二,义利之辨:经济创新的绊脚石


儒家强调“义利之辨”,主张“重义轻利”,将道德伦理置于经济利益之上。这种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和创新精神的发挥。


在古代社会,商人往往被视为逐利之徒,受到社会的歧视。人们普遍认为,追求商业利益是不道德的行为,会破坏社会的道德风尚。因此,许多人不愿意从事商业活动,即使从事商业,也往往受到道德舆论的压力。


这种观念还影响了企业的经营理念和创新意识。企业主更注重遵守传统的道德规范,而忽视了市场需求和技术创新。例如,中国古代的一些传统手工业,如陶瓷、丝绸等,虽然在工艺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由于缺乏创新意识,长期停留在传统的生产模式和技术水平上,难以实现产业升级和转型。这就如同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设置了一道道绊脚石,阻碍了经济的持续发展。


三,官商勾结:市场秩序的搅局者


儒家官文化强调等级制度和权力崇拜,在这种文化氛围下,官商勾结现象屡见不鲜。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商人提供便利,商人则用财富贿赂官员,以获取更多的商业利益。


唐朝时期,一些官员与富商大贾相互勾结,垄断市场,操纵物价。他们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资源,排挤竞争对手,严重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官商勾结还导致了腐败现象的滋生,官员贪污受贿,损害了国家和百姓的利益。


这种现象不仅影响了市场的正常运行,也阻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它使得资源无法得到合理配置,市场机制无法充分发挥作用,降低了经济效率。同时,官商勾结还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分化,引发了社会矛盾和不稳定因素。


四,家族本位:经济规模化的阻碍


儒家官文化强调家族本位,注重家族的利益和传承。在经济领域,这种观念表现为家族企业的盛行和经济活动的封闭性。


家族企业往往以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实行家长式管理。这种管理模式在企业发展初期可能具有一定的优势,但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其弊端也逐渐显现。家族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复杂,容易产生内部矛盾和纷争,影响企业的决策效率和管理水平。


此外,家族企业往往注重家族内部的传承,不愿意与外界合作和交流,难以吸收外部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这使得企业难以实现规模化和现代化发展,限制了经济的整体竞争力。


儒家官文化对中国古代经济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负面影响。重农抑商政策抑制了商业的发展,义利之辨阻碍了经济创新,官商勾结破坏了市场秩序,家族本位限制了经济规模化。我们应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客观看待儒家文化的影响,为现代经济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03  儒家官文化负面影响:历史事件中的隐忧


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儒家官文化对社会的影响深远。虽然它有积极的一面,但也存在着诸多负面影响。除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还有不少历史事件能体现其负面效应。


一,宋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与军事积弱


宋朝统治者提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念,这使得儒家士大夫在政治舞台上拥有极高的地位和权力。在这种环境下,儒家官文化的一些弊端逐渐显现。


从军事方面来看,宋朝过度强调文治,以儒家的“仁义”思想指导军事战略。文官在军队中占据主导地位,他们大多缺乏实际的军事经验和战略眼光。例如,在宋辽战争中,宋太宗赵光义在军事指挥上多次失误。他不顾将领们的反对,执意亲征,结果在高粱河之战中大败,自己也中箭受伤,乘驴车仓皇逃窜。此后,宋朝在军事上一直处于被动防御的状态,与儒家官文化中重文轻武的倾向密切相关。


在外交政策上,宋朝也深受儒家“仁义”观念的影响。面对辽、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宋朝往往采取求和、纳贡的方式来换取和平。如澶渊之盟,宋朝每年要向辽国输送大量的岁币。这种做法虽然在短期内避免了战争,但从长远来看,不仅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也让敌人更加看清了宋朝的软弱,进一步刺激了他们的侵略野心。


二,明朝科举制度的僵化与人才选拔困境


明朝的科举制度以儒家经典为主要考试内容,采用八股文的形式。这一制度原本是为了选拔人才,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逐渐走向了僵化。


八股文有严格的格式和内容要求,考生必须按照固定的套路来写作,不能自由发挥。这使得考生们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花费在背诵儒家经典和练习八股文上,而忽视了对实际问题的思考和解决能力的培养。许多考生虽然能够在科举中取得优异的成绩,但却缺乏实际的治国理政能力。


例如,明朝末年,朝廷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峻局面,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后金势力不断侵扰。然而,朝堂上的官员们大多是通过科举出身的儒生,他们在面对这些实际问题时,往往束手无策。一些官员只会空谈儒家的仁义道德,却拿不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这种人才选拔制度的弊端,使得明朝的政治腐败日益严重,国家的统治基础逐渐动摇。


三,清朝文字狱与思想文化的禁锢


清朝时期,为了加强思想控制,统治者大兴文字狱。文字狱的兴起与儒家官文化中强调的思想统一和等级秩序密切相关。


清朝统治者以儒家思想为正统,对任何可能威胁到其统治的思想和言论都进行严厉打击。许多文人因为只言片语而被定罪,甚至惨遭灭族。例如,吕留良案,吕留良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他的著作中流露出一些反清复明的思想。雍正年间,吕留良已去世多年,但仍被开棺戮尸,其子孙、弟子也受到牵连。


文字狱的盛行使得知识分子们不敢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学术研究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学者们只能专注于对儒家经典的考据和注释,不敢涉及现实问题和政治敏感话题。这导致了思想文化的停滞和僵化,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总之,这些历史事件都充分体现了儒家官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负面影响。我们应该以客观、全面的视角看待儒家文化,去伪存真,扶正祛邪,以更好地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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