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老师、学术界，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大学老师、学术界，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人机与认知实验室  2025-12-19

一场静悄悄的溃败，与每个人的未来有关

一、从“先生”到“老板”：称呼变化的背后

二十年前，学生见到老师，会恭恭敬敬地喊一声“先生”。今天，实验室里此起彼伏的是“老板”。“先生”二字，带着温度，含着敬意；“老板”则自带KPI、现金流、绩效的味道。一个称谓的漂移，像一条裂缝，悄悄爬满整面墙。裂缝之下，是学术生态的乾坤大挪移：知识不再被顶礼膜拜，只剩下一纸预算表；学生不再被视作“得天下英才而育之”，而是“得免费劳动力而用之”。称呼变化的背后，是一场无声的权力转移——从学问到项目，从书斋到账本，从“人”到“资”。

二、“非升即走”：一把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如果你问一位35岁的青年教师最恐惧什么，答案不是失恋，不是房价，而是“非升即走”。六年内评不上副高，合同自动终止，办公室钥匙要交回，学校食堂的饭卡即刻注销。于是，青椒们把最好的年华投进了一场名为“基金—论文—帽子”的三角循环：白天跑财务处贴发票，夜里守着离心机刷数据；周末在高铁上改标书，春节在宾馆里写结题报告。有人算过一笔账：从博士毕业到破格晋升，最少需要5篇SCI一区、2个省部级项目、1个国家级帽子，折算成工作时间，是整整11.7年，而人的黄金时段，只有不到15年。更残酷的是，当这些数字被完成后，他们才发现，自己除了会写标书，已经不会写一封给爱人的情书。学术本该是对未知的探险，如今却像一条高速收费站，关卡林立，寸寸缴费。

三、“论文工厂”：知识如何被“工业化”

2019年，某国际期刊一次性撤回107篇中国论文，作者单位清一色是“211”以上高校。消息一出，舆论哗然，可圈内人只是淡淡一句：冰山一角。当“影响因子”成为硬通货，论文就不可避免地被货币化。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随之诞生：选题—代写—润色—投稿—审稿—发表—引用，明码标价，售后三包。博士在读的小赵曾向我展示过“菜单”：3分期刊，2万元；5分期刊，5万元；如果要求“包过”，再加30%风险金。小赵说，他也鄙视造假，可导师的评语里写着“无SCI不得毕业”，而实验室的仪器排队到明年。学术工业化最吊诡的地方在于：它用“数量”的合法性，一点点替换了“质量”的合法性；它让“造假”成为系统里的理性选择，甚至是一种“仁慈”——不 push 学生买论文，他们就毕不了业，找不到工作，娶不到媳妇。系统之恶，让个体之恶显得如此无奈。

四、“帽子”满天飞：人才评价如何异化

“长江”“杰青”“青千”“优青”“万人”“卓青”“领军”“拔尖”……有人调侃，中国学术界的帽子足够开一间衣帽间。每一顶帽子，都对应着数额惊人的配套经费：少则百万，多则千万，外加安家费、购房资格、子女入学、配偶工作。于是，每年3月，高校人事处门口都会上演“帽子迁徙”：东南沿海的飞机刚落地，西部某985的接机大巴已闪着双跳灯等候。一位“青千”告诉我，最夸张的时候，他一天之内收到7所高校的邀约，最高给到年薪120万、科研启动费800万、复式洋房一套，条件是“未来三年申一个重点、发两篇正刊”。帽子本应是学术贡献的“果”，如今却前置为资源分配的“因”；本应是“你优秀，所以给你”，却变成“给你，所以你优秀”。当“人才”被简化为“经费”，学术评价也就完成了从“看作品”到“看标签”的异化。更可怕的是，帽子一旦与天价待遇绑定，就会像房产一样被炒作：35岁之前必须抢到“优青”，45岁之前必须拿下“杰青”，错过一个节点，就像错过了2016年之前的北京房价，从此万劫不复。

五、“学阀”林立：小树林为何长成铁皮屋

北大某副院长曾私下感慨：我们当年读书时，老师是老师，学生是学生；现在，老师是“CEO”，学生是“项目组”。一句话，道出了学术宗派化的真相。大老板拿重点、揽课题，二老板拆分子课题、分蛋糕，小老板带着学生做实验，学生再把数据反哺给“大团队”。一篇论文署名十几人，通讯作者四五位，外人永远搞不清谁的贡献更大。资源就像雪球，沿着师承链条一路滚下去：导师是院士，学生就能拿重点；导师是杰青，学生就能上优青；导师只是普通教授，学生就得从零开始攒“影响因子”。于是，年轻教师最先学会的不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是“站队要早、敬酒要满”。学阀化的最大危害，是消灭了“学术市场”的流动性：好的想法得不到资助，不是因为想法不好，而是因为你不在“圈子”里；论文被秒拒，不是因为数据不扎实，而是因为你没引用评审人的成果。当“学术共同体”退化为“学术宗族”，知识生产就像近亲繁殖，一代比一代体弱多病。

六、“行政”碾压“学术”：一场无声的内殖民

今天的高校，最豪华的楼不是图书馆，而是行政楼；最有权力的人不是学术大牛，而是各处室的“处长”。一位985高校的财务处长曾半开玩笑地说：“我一年经手的科研经费，比牛顿、爱因斯坦、达尔文加起来的都多。”笑话背后，是行政逻辑对学术逻辑的碾压：买试管要招标，出差报销要政采合同，邀请外审专家要填写“意识形态风险承诺书”。有人统计过，一位青年教师从提交采购申请到收到一台PCR仪，平均需要跑18次窗口、盖9个章、历时4个半月。时间被切割成碎片，大脑被训练成“填表机器”。更荒诞的是，行政系统还反过来给学术“布置作业”：今天要求“课程思政”，明天要求“两性一度”，后天要求“OBE 认证”，大后天要求“AI 赋能”。每来一个新概念，就要写一份新方案、开一场新论证、做一份新台账。大学像一艘不断加装甲板的船，最终没人记得它原本要去哪里。行政内殖民最隐蔽的暴力，是让学者自己怀疑自己：当你因为“不会写代码”被嘲笑，当你因为“不做横向”被边缘，你会开始相信，学术本身真的“没用”。

七、“学生”异化为“劳动力”：象牙塔里的富士康

研究生名额叫“指标”，博士招生叫“项目”，学生从被录取那天起，就被打上“劳动力”条形码。理工科博士平均每周工作66小时，社科类硕士平均月薪600元，没有社保，没有工会，没有加班费。一位清华工科博士在毕业答辩现场，突然掏出一张按满红手印的“请假条”，上面写：本人因长期熬夜，患重度脂肪肝、甲状腺结节、腰椎间盘突出，恳请导师允许每周休息一天。全场哗然，导师却面无表情：现在年轻人真吃不了苦。当学生成为“成本最低、可替代性最弱”的劳动力，他们的“学术理想”也就被悄悄调包：发论文是为了毕业，毕业是为了找工作，找工作是为了不再做学术。更可悲的是，这套制度最坚固的护城河，恰恰是学生自己：师兄告诉师弟，忍一忍就过去了；师姐安慰师妹，哪个实验室不熬夜？当压迫被内化为“文化”，反抗就成了“矫情”。于是，象牙塔底层，出现了一座座灯火通明的“富士康”：凌晨两点的实验楼，走廊飘着泡面味，96孔板排成一条微光的河，那是无数年轻人被透支的青春。

八、“绩效社会”：当知识被简化为“影响因子”

德国哲学家韩炳哲说，21世纪是“绩效社会”，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的“企业家”。高校，就是绩效社会的样板间：教师是“知识有限公司”的CEO，学生是“人力资本”的股东，论文是“产品”，引用是“市场份额”，影响因子是“股价”。一旦知识被量化，就不可避免地被“短平快”绑架：没人愿意啃硬骨头，因为“周期长、风险高”；没人愿意做重复实验，因为“不创新”；没人愿意写中文综述，因为“影响因子低”。于是，大家一股脑涌向“纳米”“肿瘤”“AI”“量子”，就像股民追涨停板。绩效社会最残酷的地方，是它让“失败者”自责：你发不了高分，不是期刊势利，而是你还不够努力；你申不到基金，不是评审不公，而是你的“本子”不够漂亮。当“系统暴力”被转译为“自我技术”，学术界就完成了对主体的深度规训——每个人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既被异化，也积极自我异化。

九、“青椒”的尽头：是“躺平”还是“出走”

2022年，中国博士毕业生突破13万，而高校新增教研岗位不足3万，供需比接近5:1。这意味着，每5个博士里，就有4个注定“离开学术界”。有人选择“躺平”：不申项目、不发论文、不评职称，每周只上8节课，其余时间送外卖、开网约车、给人拍婚礼视频。他们自嘲为“学术吉卜赛”，把“铁饭碗”活成“日结工”。有人选择“出走”：31岁的化学博士王怡，辞职去云南种咖啡；29岁的历史博士陈鹏，在成都开古着店；还有更多人，悄悄把微信签名改成“已离站，勿cue”。他们的离开，不是对学术的背叛，而是对学术的救赎——用退场守住最后的尊严。最难过的是那些“走不了”的人：孩子刚上小学，房贷还剩25年，父母农村无医保，他们只能把“副教授”熬成“老讲师”，把“理想”熬成“结节”。有人统计过，高校教师平均寿命比全国人均寿命低4.8岁，而自杀率是普通人群的2.3倍。当你看到一位白发教师在走廊尽头独自落泪，那不是脆弱，而是整座象牙塔在渗血。

十、象牙塔之外的“共谋”：我们每个人都是系统的一部分

指责完“制度”，把锅甩给“体制”，很容易；难的是承认：象牙塔的溃败，不是“他们”的独角戏，而是一场全民共谋。企业爱“帽子”，因为“国家级人才”能换来减税；媒体爱“影响因子”，因为“Nature 封面”能换来10万+；学生爱“985”，因为“第一学历”能换来起薪翻倍；家长爱“双一流”，因为“保研率”能换来面子光鲜。我们一边痛骂“唯论文”，一边在相亲简历里写“发表SCI 5篇”；一边嘲笑“学阀”，一边在考研复试时拼命打听“导师是谁”；一边呼吁“破五唯”，一边在招聘广告里注明“近三年以第一作者发表高水平论文3篇以上”。系统之所以坚固，正因为它满足了所有人的短期利益：校长要排名，处长要绩效，老师要经费，学生要文凭，企业要减税，政府要“标志性成果”。当链条上的每一环都选择“搭便车”，列车就会义无反顾地驶向深渊。学术的堕落，不是“突然变差”，而是“一点点变好”——经费越来越多，论文越来越多，帽子越来越多，只是“知识”越来越少，“人”越来越少。

十一、重建“象牙塔”：从“绩效”回到“人的尺度”

问“大学为什么变成今天这样”，其实是在问“大学本该是什么样”。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说，大学是一个“时代的良心”，是“人类最后的避难所”。要让大学重新成为“大学”，需要一场“人的尺度”的回归：

1. 让“时间”回到学者手里。削减不必要的行政流程，推行“经费包干+信用制”，让教师从“财务员”变回“研究员”。

2. 让“评价”回到学术本身。建立“学术代表作+同行评议”制度，实行“评审专家黑名单”，让“影响因子”回归“参考”，而非“指挥棒”。

3. 让“学生”回到“学生”。提高研究生津贴，建立“学生工会”，实行“导师一票否决”退出机制，让“劳动力”回归“学习者”。

4. 让“资源”回到“公共性”。国家层面设立“高风险探索基金”，允许失败、包容慢研究，让“冷板凳”也能焐热。

5. 让“大学”回到“社会”。打破“象牙塔”与“围墙”的隔离，建立“社区实验室”“市民公开课”，让知识重新“流向”公共生活，而非“流向”期刊数据库。

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停止“搭便车”：企业不要再去高校“摘帽子”，媒体不要再炒作“影响因子”，家长不要再把“考研”当成“二次高考”，学生不要再把“科研”当成“刷简历”。当“社会”不再用“绩效”去勒索“大学”，大学才有可能重新长出“理想”。

十二、写在最后：为学术，也为我们自己

诗人辛波斯卡说：“世界的一日之内，充满了太多宣告毁灭的惊雷，也充满了太多悄然生长的声音。”今天的学术界，的确充满了惊雷：造假、内卷、剥削、自杀……但我也见过那些悄然生长的声音：有人用五年时间，只为验证一个“发不了高分”的古生物猜想；有人拿出自己的“帽子”经费，给学生发劳务，自己却挤地铁；有人在离职前夜，仍通宵帮学生改论文，只为让他们“飞得更高一点”。他们像黑暗里的萤火，光虽小，却提醒着我们：学术的溃败不是终点，而是提醒——提醒我们重新思考“人为什么需要知识”，提醒我们重新找回“大学”二字最初的重量。

大学老师、学术界，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答案或许令我们羞愧：因为它就是我们自己的倒影——一个被绩效、资本、焦虑裹挟的“加速社会”的缩影。要让大学重新成为“大学”，我们需要的不是“回到过去”，而是“走向人”：让知识回到“人”，让教育回到“人”，让系统回到“人”。那一刻，象牙塔不再是一座孤岛，而是一条船，载着所有渴望真理与尊严的人，驶向更辽阔的海域。

愿我们都能在那条船上，重新遇见彼此，重新遇见自己。（黑板报  2025-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