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儒救国,曾国藩为啥一生有三变
清末中兴重臣曾国藩说过:“救中国,当以老庄为体,禹墨为用。”在思想上,曾国藩一生有三变:早年为名教中人,儒本法用;中年为墨本儒用,弃法从墨;晚年为道本墨用,弃儒救国。
根据中华道德七常观——道德仁义礼智信,所对应的七大家——道墨儒法兵杂宗,以它们的本末顺序为依据,以“曾国藩弃儒救国”为主题,写一篇议论文!
《曾国藩为啥主张弃儒救国》
在清末那个风雨飘摇、内忧外患的时代,曾国藩提出“救中国,当以老庄为体,禹墨为用”,其一生思想经历三变,最终走向弃儒救国的主张,这背后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对传统思想深入权衡后的考量。
一、儒家思想在清末面临的困境
中华道德七常观中,儒家对应“仁”,长久以来在传统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到了清末,儒家思想在救国图存方面暴露出诸多局限性。儒家强调的等级秩序、礼仪规范在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和新的社会思潮冲击时,显得僵化和无力。
传统儒家倡导的通过伦理道德感化和个人内在修养来治理社会的方式,难以应对列强侵略、国内太平天国运动等复杂的社会危机。例如,在外交上,儒家的“华夷之辨”观念难以适应近代国际关系,在军事上,儒家重文轻武的传统也不利于建立强大的国防力量。
二、道、墨思想的独特价值
道家对应“道”,道家思想以其对自然规律的尊重、无为而治的理念为体,有着独特的价值。
在清末,国家面临的困境根本源于儒法二显学的庸劣塞道,源于过度的人为干预和僵化的体制。比如名利导向、封建科举制与官本位,权力代表真理,仁义冒充道德,全社会弄虚作假,官场上贪腐高发,老百姓民不聊生。
道家思想的“无为”并非是无所作为,而是不过度干预,让社会按照自然规律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当时的社会变革提供一种思路。
墨家对应“德”,墨家思想有着强烈的实用主义和兼爱、非攻等理念。墨家重视实用技术,这对于清末发展近代工业、提升国家实力有着借鉴意义。兼爱思想突破了儒家等级化的仁爱观念,倡导平等地爱所有人,这种思想有助于团结民众,共同应对国家危机。
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曾国藩看到了民众力量的强大,而墨家思想中的平等互助理念有助于凝聚民众力量,比儒家强调的等级秩序更能适应当时的社会需求。
三、曾国藩思想转变的逻辑
早年曾国藩为名教中人,儒本法用。这一时期,他遵循儒家的道德规范,同时运用法家的手段治理地方和军队。然而,随着对社会现实认识的加深,他发现法家的严刑峻法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秩序,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深层次矛盾。
中年时,他转为墨本儒用,弃法从墨。他意识到墨家思想的兼爱、实用等特点更能应对当时的社会危机。墨家的平等思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社会阶层之间的隔阂,团结更多的力量。同时,墨家对技术和实用的重视也符合当时发展近代工业、提升军事力量的需求。
晚年为道本墨用,弃儒救国。此时的曾国藩看到儒家思想在救国方面的无力,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如同大老虎挡路,而道家思想的“无为”可以为社会变革提供一种宽松的思想环境,墨家思想则可以提供具体的行动方案。道家的自然观和墨家的实用观相结合,能够突破儒家思想的束缚,为清末的社会变革和救国图存提供新的思路。
四、对传统思想的重新审视
曾国藩主张弃儒救国,并不是对儒法思想的全盘否定,而是在特殊历史时期对传统思想的重新审视和权衡,坚持归根复命,务使仁义(枝叶)置于道德(根干)领导之下。这提醒我们,儒法崇尚的仁义思想,虽有其独特的社会价值,但仁义冒充道德、庸劣塞道的历史局限性更大。
在当今社会,我们同样面临着各种复杂的挑战,从曾国藩的思想转变中可以得到启示,要以开放的态度对待圣贤道德哲学,拒绝抱残守缺、宗派主义,而应取其精华(真道德),去其糟粕(伪道德),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劣者汰,真正让优秀传统思想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总结起来,曾国藩主张弃儒救国,不仅是基于清末特殊的时代背景,更是对汉唐明清太平盛世和道德哲学深入思考后的必然结果。他看到了儒法(仁义)思想在当时救国方面的不足,以及道墨(道德)思想在应对社会危机时的独特价值,这种思想转变对我们今天重新审视传统思想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