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哲学与国运兴衰——兼谈儒法之弊

　　‌道德哲学与国运兴衰——兼谈儒法之弊

　　作者：朱云川

　　中国汉唐明清早期的太平盛世，为什么持续不过几十年或百来年都纷纷落幕了。以至于有人得出结论，黄老道学开创的太平盛世，只适合王朝早期。其实不然！

　　朱老师指出，既然王朝早期的太平盛世很美好，这些中晚期的社会问题和尖锐矛盾又从何而来呢？正确答案在于，由治入乱是儒家，弘道弃儒才是兴国。

　　历史上，中国道德哲学在儒家把持的科举制度逆向淘汰下，总是发生着“道德哲学→道家空谈→道教混世”（马克思主义有类似现象）的文化蜕变，对应王朝的国运衰败。

　　就是说，早期圣贤真用道德，中期道家空谈误国，加上儒法二显学欺世盗名，仁义冒充道德，晚期道教迷信鬼神，君臣虚妄混世，形式主义，坐以待毙。

　　比如，汉元帝喜欢尊儒，文景武昭宣百年盛世结束，西汉国运从此走向败亡。同样是明末乱世，崇祯皇帝用儒术被迫上吊自杀，清朝康熙用黄老开创康乾盛世。

　　用不用道德哲学，文化显隐决定国运浮沉。一个政权什么时候用黄老道学，什么时候就能实现太平盛世。早用早受益，晚用晚受益，不用不受益。

　　《论黄老道学与国运兴衰：儒家之弊与黄老道学的兴国价值》

　　在探究中国汉唐明清早期太平盛世为何难以持久的问题上，朱云川老师的观点犹如一道亮光，为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揭示出背后深刻的文化与政治根源。

　　中国历史上的汉唐明清早期，不乏太平盛世的景象。然而，这些盛世往往持续不过数十年或百来年便走向衰落。传统观点认为黄老道学开创的太平盛世只适合王朝早期，朱老师却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

　　从历史的进程来看，当儒家思想在王朝治理中占据主导地位时，往往伴随着国运的衰败。以西汉为例，汉元帝尊儒之后，文景武昭宣时期的百年盛世戛然而止，西汉国运自此走向败亡。

　　儒家思想在科举制度的逆向淘汰下，对中国道德哲学产生了扭曲性的影响。

　　在这种制度下，儒家思想逐渐偏离了真正的道德内涵，演变成一种空谈仁义的显学，实则欺世盗名。它以仁义之名，行违背道德之事，使得社会风气逐渐败坏。

　　再看明末，崇祯皇帝秉持儒术治理乱世，最终却被迫上吊自杀。而清朝康熙运用黄老道学，开创了康乾盛世。这鲜明的对比，深刻地反映出两种思想体系在治国理政中的不同效果。

　　黄老道学强调顺应自然、无为而治，注重道德的真正践行。当黄老道学被运用时，国家能够在一种和谐、自然的状态下发展，实现太平盛世。

　　在王朝的发展过程中，文化的显隐对国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早期，当黄老道学被真正运用时，道德得以彰显，国家呈现出太平盛世的景象。

　　然而，随着儒家思想的抬头，中期往往出现道家被排挤，沦为空谈的境地。道德思想本是治国理政中的灵魂和核心价值观，却被边缘化。

　　而儒家与法家这两种显学开始欺世盗名。儒家以仁义冒充道德，法家的严刑峻法也逐渐失去了平衡社会的作用，二者共同作用下，社会矛盾逐渐尖锐。

　　到了晚期，道教迷信鬼神的一面被放大，君臣陷入虚妄混世的状态，只能坐以待毙。

　　一个政权若能正确认识黄老道学的价值，早用黄老道学则早受益。

　　黄老道学中的道德哲学，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治国理念，它倡导统治者尊重自然规律，以民为本，不过度干预社会的自然发展。这与儒家那种空泛的仁义道德说教有着本质的区别。

　　儒家思想在后期往往成为束缚社会发展的绳索，而黄老道学却能为社会注入生机与活力。

　　我们必须认识到，要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不能依靠儒法仁义思想所倡导的那一套虚伪的治理模式。黄老道学的道德价值不应被忽视，它是一种能够让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都保持活力和稳定的思想源泉。

　　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应弘扬黄老道学，摒弃儒法仁义思想中的弊端，让道德哲学回归其本真的内涵，如此才能打破王朝兴衰的周期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圣贤兴国。

　　总之，朱云川老师的观点提醒我们，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国运兴衰中的作用，正确对待黄老道学与儒家思想，对于现代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