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三教并用批判,杂家乱国导致君臣二心官民对立
作者:朱云川
中国自唐代以来,历代帝王奉行的国策,大都是儒释道三教并用。具体讲,帝王崇信道教(形式主义),官吏科举奉行儒教(精致利己主义),百姓跪拜佛教(愚民政策)。以致于君臣二心,官民对立,天下大乱。国策都是天下无道,无道缺德,儒法横行,国运都是大而不强,外强中干,一遭外敌入侵,必然亡国灭种。
【解读】
文运与国运:三教并用的历史批判
尊敬的各位朋友:
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一个深刻而又与我们息息相关的话题——文运与国运。有句话说得好:“文运关乎国运。”这短短几个字,却蕴含着历史的厚重与智慧。
中国自唐代以来,历代帝王大多奉行“儒释道三教并用”的国策。我们先来看看这三教在不同阶层的呈现。
其一,帝王崇信道教,大都是流于形式主义,用教必妄。就拿宋徽宗来说,他对道教的痴迷达到了近乎疯狂的程度。
宋徽宗自封“教主道君皇帝”,在全国大力推行道教,大建宫观,还给予道士们极高的地位和优厚的待遇。他一心追求所谓的长生不老、羽化成仙,朝政大事反倒抛诸脑后。他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修建奢华的道观,像玉清神霄宫,其建筑规模宏大、装饰精美,劳民伤财。在他的统治下,朝廷上下弥漫着一股荒诞的道教迷信之风。
而此时,北方的金国正迅速崛起,虎视眈眈地盯着大宋的江山。宋徽宗却还沉浸在自己的道教幻想中,对日益严峻的边境形势置若罔闻。最终,靖康之变爆发,宋徽宗和宋钦宗被金兵俘虏,北宋灭亡,这就是帝王崇信道教流于形式主义,导致国运衰败的典型例子。
其二,官员靠科举入仕,熟读儒家四书五经,胥吏靠官员提拔,大都是奉行儒教的两面人,逐渐演变成了贪官污吏,尸位素餐的精致利己主义。儒家原本倡导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种积极入世、为国家和百姓谋福祉的精神。然而,在科举制度的长期影响下,很多官吏把儒家经典仅仅当作是谋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
明朝末年,东林党人在科举中崛起,他们表面上打着儒家“正义”的旗号,以道德楷模自居。但实际上,他们在朝堂上结党营私,为了争夺权力和利益,不惜互相倾轧。当国家面临内忧外患,如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和后金的军事威胁时,东林党人却还在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不休,各自为了自己的小团体利益打算。他们不顾国家的生死存亡,拒绝为国家提供有效的财政支持和军事策略。最终,明朝在内外交困中走向灭亡,这些结党营私的精致利己的官吏们难辞其咎。
其三,百姓跪拜佛教或信宗教,某种程度上成了愚民政策的一部分。佛教原本是一种劝人向善、让人内心平静的宗教。但在封建统治者的利用下,它被用来麻痹百姓的思想,让百姓安于现状,忍受苦难。
在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战乱频繁,百姓生活苦不堪言。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大力宣扬佛教的因果报应、轮回转世之说。大量的百姓为了寻求精神上的慰藉,纷纷投身佛教。北朝的统治者动用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修建石窟,如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这些石窟工程浩大,耗费了无数的钱财和劳动力。而百姓们在佛教的影响下,对现实生活中的苦难逆来顺受,把希望都寄托在来世。他们忽略了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现实,而统治者则利用这种宗教信仰来维护自己的统治秩序。
这种儒(法)释道三教并行却又各走偏路的思想混乱情况,君臣二心,官民对立,都是在各打小算盘,共同欺压愚弄百姓,导致了国运的衰落——天下无道,儒法横行。这里的“儒法横行”,并不是说儒家和法家本身一无用处,而是说在无道缺德的社会环境下,它们都被名利扭曲和任性滥用了。国家表面上看起来强大,疆域辽阔,人口众多,但实际上内部已经千疮百孔,外强中干。
就像晚清时期,清朝统治者依然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奉行闭关锁国政策。虽然儒家思想依然是官方正统思想,但是很多官员只是将其作为装点门面的工具,真正遇到实际问题时,却毫无应对之策。而法家的一些严刑峻法也只是用来压迫百姓,竭泽而渔谋取私利,而不是治理国家。
当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大门时,中国在军事、科技、文化等各个方面都远远落后于西方。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在英军的进攻下节节败退,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从此,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让我们看到了文运与国运之间的紧密联系。我们应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在当今时代,我们要树立正确的圣贤道德文化观念,让黄老道学——昆仑道德圣贤文化真正成为推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力量。我们要传承和弘扬优秀的昆仑道德圣贤文化,但不是盲目地照搬照抄,而是要去伪存真,扶正祛邪,扬道弃儒。我们要倡导积极向上、勇于担当的精神,让每个人都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
朋友们,文运与国运紧密相连,我们肩负着传承和发展文化、推动国家进步的重任。让我们以史为鉴,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