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心聚力从何来——为什么只有汉唐的人对国家认同度最高

‌凝心聚力从何来——为什么只有汉唐的人对国家认同度最高

作者：朱云川

有人问朱老师：“中国历史上，为什么只有汉唐的人对国家认同度最高？”请从文运关乎国运，即是否尊道贵德，是否重视文化先行、以正治国的文化角度分析原因。

朱云川老师答：

汉唐尊道贵德，国家重用黄老，以道莅天下，君臣以正治国，官民和谐共处，百姓安居乐业，成就太平盛世，汉唐天下归心，从来不是偶然的历史事件。

《老子》曰：圣人恒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贵天下而爱自身。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圣人外其身而身先，后其身而身存，百姓乐推而弗厌。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弗争。

《六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

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

天下之人如流水，障之则止，启之则行，静之则清。天有常形，民有常生，与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静矣。

当全社会秉持自然道德哲学，汉唐明君以圣人之言为师，心中装着民生疾苦，君臣民上下同心，此时君王无为而治，官吏克己奉公，人民文化自信，百姓安居乐业，道德领导仁义，天下归心，百姓哪有不认同自己的国家呢？

反之，宋元明清的君王士族门阀，一方面垄断资源独占天下，国策与民争利坑害百姓，官吏不作为乱作为，儒教文臣弄虚作假尸位素餐，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百姓苦不堪言民不聊生，另一方面要求百姓忠君爱国，再多的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再多的思想殖民暴力维稳，都难以引起民众的信任与认同。

有人说，历史上对汉唐国家的高度认同，不是当时汉唐百姓的认同，而是今天的中国人的认同。

朱云川老师指出，这个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汉唐时期，没有当时百姓的认同，怎么可能出现百姓安居乐业，国泰民安，太平盛世。今天的中国人为什么认同汉唐，不是抒发怀古之幽情，而是黄老道德成就太平盛世。

当今社会，儒家认同宋朝，佛教认同蒙元，民族主义者认同明朝，一些遗老遗少认同满清民国，崇洋媚外者认同西方，并不是大多数人都认同汉唐。可见，只是今天的中国人才认同汉唐的结论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01  尊道贵德，聚力同心——从黄老思想看汉唐国家认同的文化根基

各位朋友：

谈及中国历史上的国家认同高峰，汉唐两代始终是绕不开的坐标。这两个王朝为何能让百姓心生归依、凝聚起强烈的家国共识？若从文化根基溯源，“尊道德、远儒法”的黄老思想影响，正是其中关键一环。

先看汉代，秦亡的教训让统治者深刻认识到“严刑峻法”的局限。汉初推行“黄老治世”，主张“无为而治”——不是无所作为，而是顺应民心、轻徭薄赋，让百姓在休养生息中感受国家的温度。黄老思想以“道德”为核心，强调统治者需“法道贵德”，不与民争利、不滥用权威。

文景之治时，废除肉刑、减轻赋税，百姓从战乱的疾苦中走出，得以安居乐业。当国家把“尊重民生”作为执政底色，当“道德”不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体现在田畴间的丰收、屋檐下的安宁时，百姓对国家的认同便从“被动服从”转为“主动归属”。

此时儒家尚未独尊，法家的严苛被弱化，黄老思想搭建起“国家护民、民拥国家”的信任桥梁，让“汉”的符号深深烙印在人心之中。

再看唐代，虽非汉初那般纯粹以黄老为治国纲领，却继承了黄老“尊道德、融百家”的精髓。

唐代统治者兼收并蓄，既用黄老“无为”理念减轻对社会的过度干预，让商业繁荣、文化开放；又以“道德”为社会底色，强调“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更打破门第限制，让寒门子弟可通过科举实现价值。此时的“远儒法”，并非完全排斥儒法，而是摒弃了儒家后来的僵化与法家的极端——不搞“独尊儒术”的思想禁锢，也不用“连坐之法”的高压统治。

从长安城的万国来朝，到诗句里的“稻米流脂粟米白”，国家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护佑百姓的幸福、成就个体的价值，而百姓则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自觉，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兴衰紧密相连。这种基于“道德共识”的认同，让唐代成为中国人心中的“盛世符号”。

反观后世的宋元明清时期，或过度强调儒家礼教的束缚，让文化失去活力；或重拾法家的严苛统治，让民心渐生疏离。

而汉唐的智慧，正在于以黄老“尊道德”为根基，给百姓以休养生息的空间，给社会以包容发展的环境。当国家的治理符合“道德”的底色，当百姓能从国家的发展中获得福祉，“国家认同”便会自然而然地凝聚——这，正是汉唐留给我们的珍贵启示。

谢谢大家！

02  文运启国运，德治聚民心——论汉唐高国家认同的文化根基

各位朋友：

有人问朱老师，为何中国历史上汉唐两代的百姓，对国家有着格外强烈的认同？若从“文运关乎国运”的深层逻辑探寻，答案正藏在“尊道贵德、文化先行、以正治国”的治国智慧里。这不是偶然的盛世表象，而是文化与治理同频共振，最终凝聚起全民向心力的必然结果。

先说“尊道贵德”，这是汉唐文化的灵魂，更是国家认同的基石。“道”是天地自然的规律，“德”是治国理政的底色，汉唐两代皆以之为根本。

汉初吸取秦亡于严刑峻法的教训，以黄老思想为指引，主张“无为而治”——这里的“无为”，绝非放任不管，而是不违背民心、不折腾百姓，让战乱后的百姓能休养生息，在安稳中感受国家的“德”。文景之治时，废除苛刑、减免赋税，百姓从“居无定所”到“仓廪实而知礼节”，这份“与民休息”的德政，让“汉”不再只是一个国号，而是百姓心中“能护我安宁、予我福祉”的依靠。

到了唐代，虽兼容百家，却始终守着“尊道贵德”的内核：唐太宗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警醒自己，轻徭薄赋、纳谏任贤，连对待外邦都秉持“怀柔远人”的德义，长安城里胡商云集、文化交融，百姓既为国家的强盛自豪，更因统治者的“德”而心生归依。这种基于“德”的认同，比任何强制力都更牢固。

再谈“文化先行、以正治国”，这是汉唐将文化软实力转化为国家凝聚力的关键。“文化先行”不是空谈文辞，而是让文化成为治国的“指南针”，让“正”的价值观深入人心。

汉代虽后来“独尊儒术”，但初期的文化建设始终围绕“正人心、厚风俗”展开——无论是整理典籍、兴办太学，还是通过礼仪教化规范社会秩序，核心都是传递“道德仁义，天下归心”的正向价值，让百姓明白“国家之所求，与我之所愿”是一致的。百姓认同这种文化，自然就认同推行这种文化的国家。

唐代更是将“文化先行”做到了极致：诗歌鼎盛，“稻米流脂粟米白”道出民生富足，“万国衣冠拜冕旒”彰显国家气象，文化不仅是文人的雅事，更是全民的精神共鸣；科举制打破门第，让寒门子弟能凭学识入朝为官，这不仅是制度的公平，更是文化的承诺——国家以“才”取人，百姓便以“才”报国。这种“文化引领方向、治理合乎正道”的局面，让每个人都能在国家发展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认同自然水到渠成。

反观历史上的宋元明清时期，要么弃“道”失“德”，用苛政压榨百姓，让百姓视国家为负担；要么重儒为官文化僵化，或用礼教束缚人心，或用法急功近利取代正道，让文化失去了凝聚人心的力量。

而汉唐的高明，正在于把“尊道贵德”刻进治国理念，用“文化先行”照亮发展方向，以“正”立心、以“德”聚民。当国家的治理符合百姓对“善”的期待，当文化的传承承载着全民对“好”的向往，百姓对国家的认同，便会从“被动服从”变成“主动守护”。

这便是汉唐留给我们的启示：文运兴，则国运兴；道德彰，则民心聚。唯有以道为纲、以德为魂，让文化先行、以正治国，才能让国家成为每个百姓心中真正的“根”与“家”。

谢谢大家！

03  循道崇德，天下归心——论自然道德哲学与国家认同的根基

各位朋友：

老子曾言：“圣人恒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六韬》亦道：“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这些跨越千年的智慧，恰恰道破了一个核心命题：

百姓对国家的认同，从不在歌功颂德的虚言里，而在“循自然道德、与民共利”的实政中。

当全社会秉持自然道德哲学，执政者装着民生疾苦，君臣民上下同心，国家认同便会如江河归海般自然凝聚；反之，若君王垄断资源、国策与民争利，再多粉饰与维稳，也换不来民众的真心归依。

首先，自然道德哲学是国家认同的“根”。

老子强调“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这里的“无为”，从不是放任不管，而是不违背自然规律、不折腾百姓；“不言之教”，也不是沉默寡言，而是以自身德行作表率。

《六韬》进一步拆解这份“道德”：能与天下人共享天时地利之财，是“仁”；能免人于死、解人危难，是“德”；能与百姓同忧同乐、同好同恶，是“义”；能为万民创造福祉、保障生计，是“道”。

道德仁义，从来不是空洞的概念——汉初文景二帝，轻徭薄赋、废除苛刑，让战乱后的百姓能“仓廪实、衣食足”，这是“与民共利”的仁；唐太宗纳谏任贤、怀柔远人，让长安成为万国来朝的圣地，这是“解民之难”的德。

当执政者以“慈”待民、以“俭”律己、私心私欲“不敢为天下先”，百姓便会从安稳的生活里、从公平的环境中，感受到国家的温度，认同自然生根。

其次，“以百姓心为心”是国家认同的“魂”。

老子说“圣人外其身而身先，后其身而身存”，《六韬》也强调“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这两句话指向同一个核心：国家的根基在百姓，百姓的认同在“共情”与“共利”。

试想，若执政者心中装着民生疾苦，官吏克己奉公，人民能在文化自信中找到精神归属，百姓能在安居乐业中看见生活希望——此时，君王“无为”是不干扰民生，官吏“奉公”是不侵占民利，道德引领仁义，天下自然归心。

就像汉唐盛世，不是靠暴力维稳，而是靠“与天下共其生”：寒门子弟能凭才学入仕，商贾能凭诚信获利，百姓能凭劳作安居，每个人都能在国家发展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样的国家，百姓怎会不认同？

反观那些失去民心的时期，往往是背离了这份自然道德：君王垄断资源、独占天下之利，国策不是“利民”而是“与民争利”；官吏不作为、乱作为，甚至弄虚作假、尸位素餐；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百姓苦不堪言、民不聊生。

此时，权力代替真理，仁义冒充道德，文臣欺世盗名或空谈道德，即便有再多歌功颂德的粉饰，有再强思想殖民的控制，有再严暴力维稳的手段，也捂不住百姓的不满，换不来真心的认同。因为百姓心中有杆秤，秤的不是口号多响亮，而是日子好不好；认的不是国号多威严，而是国家护不护自己。

各位朋友，千年智慧早已昭示：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弗争。国家认同从不是“管”出来的，而是“养”出来的——以自然道德养社会风气，以与民共利养百姓信任，以上下同心养家国凝聚力。当执政者始终“以百姓心为心”，当全社会都循道崇德，百姓自然“乐推而弗厌”，这样的国家，必将拥有最坚实的民心根基，必将走向真正的长治久安。

谢谢大家！

04  辨伪存真：论汉唐国家认同的历史本质与当代误区

 

各位朋友：

 

网上有一种说法，称“历史上对汉唐国家的高度认同，不是当时百姓的认同，而是今天中国人的认同”。

朱云川老师明确指出，这个观点完全错误。

今天，我们不妨拨开迷雾，从历史本质与当代认知两个维度，看清汉唐国家认同的真实面貌——它从不是后人凭空赋予的“怀古滤镜”，而是根植于汉唐百姓生活的“民心共识”；今天对汉唐的认同差异，更恰恰推翻了“仅今人认同汉唐”的片面结论。

 

首先要明确：汉唐的太平盛世，绝不可能脱离当时百姓的认同而存在。

我们常说汉唐“国泰民安、安居乐业”，可这份繁荣不是空中楼阁——若汉初百姓不认同休养生息的国策，怎会有“文景之治”时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若唐代百姓不认同开放包容的治理，怎会有长安城“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景？老子说“圣人恒无心，以百姓心为心”，汉唐的执政者正是循着黄老道德的智慧，轻徭薄赋、不与民争利，以“慈”待民、以“俭”律己，才换来了百姓的真心归依。

当时的普通百姓，或许没有“国家认同”的抽象概念，但他们用勤恳耕作支撑起国家的粮仓，用欣然归附守护着疆域的安定，用文化自信孕育出汉赋唐诗的辉煌——这些实实在在的行动，就是对国家最朴素也最坚定的认同。没有这份来自当时百姓的认同，所谓“盛世”不过是镜花水月，早已在历史的风浪中崩塌。

 

再看今天的认知现实：“只是今天的中国人才认同汉唐”的结论，更是站不住脚。

当下的社会认知中，对历史王朝的认同本就多元分化——儒家群体更认同重礼教的宋朝，佛教信众对推行佛教的蒙元有特殊联结，民族主义者推崇明朝的疆域与气节，一些遗老遗少对满清民国抱有怀旧情绪，崇洋媚外者则将目光投向西方。

可见，今天的中国人并非“统一认同汉唐”，反而呈现出“各有所向”的特点。若按“仅今人认同汉唐”的逻辑，既无法解释为何当下有诸多群体不认同汉唐，更无法解释汉唐盛世为何能跨越千年，成为部分人心中的“理想王朝”——答案其实很简单：

人们认同汉唐，本质是认同黄老道德所成就的太平盛世，认同那种“君臣民上下同心、百姓安居乐业”的治理状态，而非单纯抒发“怀古之幽情”。这种认同，是对天下有道“好的国家治理”的向往，与“仅今人认同”毫无关联。

 

各位朋友，看待历史上的国家认同，最忌脱离实际、主观臆断。

汉唐的百姓用生活与行动，证明了他们对国家的认同；今天多元的认知差异，更打破了“仅今人认同汉唐”的片面说法。我们真正该思考的，不是“谁在认同汉唐”，而是汉唐以黄老道德凝聚民心、成就盛世的智慧——天下有道的这份智慧，才是跨越千年仍值得珍视的历史启示。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