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的“新儒家”与“新马克思主义”标签

‌李泽厚的“新儒家”与“新马克思主义”标签

作者：朱云川

一

最近，看到湖南大学朱汉民教授的《李泽厚为什么要统合孔子、马克思与康德》的一篇文章，把李泽厚的“西马中统合”的观点，称为“新内圣外王之道”，定为“第四期新儒家的现代发展”。这个观点值得商榷。

有摘要为证：

【在学术界，李泽厚曾经被赋予“新马克思主义者”“新康德主义者”“新儒家”的不同标签，表明李泽厚思想的多元性与时代性。

他晚年完成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明确这一体系是以孔子为主而吸收和消化康德与马克思，与宋儒以孔子为主而吸收和消化佛老的思想建构路径十分接近。

所以，李泽厚晚年将他建构的思想体系称之为“新内圣外王之道”，并理解为第四期儒学的现代发展，表明了他的自我学术定位。】

这里，李泽厚主张“西体中用”，不同于张之洞的中体西用。中学为用，只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释，而非坚持儒家复古。因此，儒家并不是李泽厚“西体中用”思想的核心，李泽厚的“新儒家”标签不能成立。

二

事实上，在《李泽厚：改良不是投降 启蒙要走向真正的建设》一文中，李泽厚明确说自己反对搞儒家，而非“新儒家”。

在这篇文章中，李泽厚明确讲：

【我反对现在那些搞国学、搞儒学的。我从来不参加任何儒学活动，很多人请我，当院长、名誉院长的都有，我统统谢绝。我的文章，至今没有“国学”这两个字。

中国人讲政教合一，张之洞讲“中体西用”，“中学为体”是什么意思？就是要忠君。张之洞讲，可以改的是器械而不是圣道，可以改的不是名教纲常，核心就是要维护专制体制。

现在这些搞儒学的人大部分是无意识的，有一部分也相当明确地主张这个，这恰恰是我反对的。所以我只是阐释中国传统。我这次到欧洲看过以后，感到中国将来大有希望。

我反对现在搞“国学”，因为这个东西是为了迎合。我提出“西体中用”，就是要把从经济到政治的理念巩固下来，然后把中国精神加进去。】

——李泽厚讲的中国精神是什么呢？就是“重人情”的精神。儒家“重人情”，只是对西学过于“重理性”缺陷的补充，而不是李泽厚的文化主体。孔子、康德既不是圣，也不是王，“新内圣外王之道”的观点不能成立。

三

李泽厚对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不是继承而是抛弃。比如李泽厚提出中国现代化的“四顺序”说：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

对李泽厚而言，“新马克思主义”等于其名言“告别革命”的改良主义，明确拒绝共产主义，拥抱政治经济学即资本主义，提出从经济到政治、实现西方民主自由的改革方向。

对于“告别革命”，李泽厚解释说：

【革命我并不是一般的反对，问题是怎么个革命法。做学问也好，写文章也好，要注意思维的具体化。我对“革命”的定义很明确，大规模的、长期的群众流血运动才叫革命，其他的不算革命，只能叫抗议。

我讲要改良，不是反对一切斗争，那叫投降，不叫改良。改良不是投降，不是顺从，改良恰恰是斗争，而且可能是非常尖锐的斗争。你要把这个很清楚地传达给读者，那我觉得就很好。

“四顺序说”是我在十五年前提出来的，当时反对意见很多，被人骂得一塌糊涂，因为他们就要求政治民主嘛。大体说来，我还是坚持我的“四顺序说”。但是，现在我比较关注的是教育问题。】

——然而，马克思的文稿都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的副标题也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由此可见，李泽厚属于“非马克思主义”才恰当。显然属于西马思想一脉，失去了圣贤道德的哲学境界与价值取向，与圣王无缘。

综上所述，孔子、康德属于非圣非王，马克思有圣王之实，却被李泽厚忽略和抛弃了。加诸于李泽厚头上的新儒家、新马克思主义者、新内圣外王之道的标签根本不成立。

不难发现，李泽厚九十岁说“我至今未悟”是真的，好比前人自评的“三七开”、“五五开”，非自谦而是实情。换言之，李泽厚承认晚年构建的“新内外王之道”学说是失败了！

参考资料：

1.朱汉民教授《李泽厚为什么要统合孔子、马克思与康德》（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年9月13日）

2.《李泽厚：改良不是投降 启蒙要走向真正的建设》（凤凰网 2010年11月10日）

3.《李泽厚：论语非圣经 今天中国仍需“德先生赛先生”》（新京报 2007年7月6日）。